反全球化背景下法律与国际事务领域的学科发展和教育

此文首次发表于2017年烟台大学“海峡两岸英美法教育研讨会”


摘要:法律是全球化的指引者和保障者。然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反全球化的声势也一浪高过一浪。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对于社会背景有着敏锐的反应。在反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当充分发挥法律与国际事务交叉学科的内容广泛性和价值理性,以更为务实的角度观察和应用法系的概念,在全球共同体内营造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互通性,为建立规范且平等的全球化规则提供助力。


关键词: 反全球化 法律与国际事务 法系 学科教育


前言


法律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应在法律与一切存在物的联系之中,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把握法的精神。孟德斯鸠的这一观点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更有深意。法律与国际事务的交叉学科体现的是全球化的理性。重视法律与国际事务的交叉和互动,不仅符合促进国际交往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更加符合现代法哲学所重视的法的社会效益理念。


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是一个庞大的概念体系和的久远历史进程,本文并无意探求其历史成因和各派观点,但是希望借助反全球化运动的表现,审视和探求法律与国际事务交叉学科的发展方向,以及中国法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为和角色。持续高速流动的全球商业链条和日益精进的中国全球战略观,对人才的需求和培养提出了更为多元且专业的要求,法学教育的内容和法律职业的定位无可避免地是其中的重要一项。在法律事务高度国际化的今天,传统法系对法务实践的影响力日益降低;而在反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的今天,如何引导青年关注发展、人权、环境等法律与国际事务的重要议题,应当成为当代全球法律职业教育的使命。

1. 反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与国际事务交叉学科的发展

全球化是企业、市场、投资者、经济学家、商业领袖以及知识精英所倡导和拥戴的自上而下的全球性变化。[1]而反全球化则是基层人士和团体组织所发起的自下而上的,针对全球化主流进程带来的寻底竞争、贫穷与不平等的加剧、经济波动、民主退化、环境破坏[2]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所提出的替代办法的集体努力。美国大选、英国脱欧、土耳其宗教治国等均是国家内部治理对这种集体努力或借由这种集体努力所做出的反应。


全球化包含的内容广泛,其主要议题涉发展议题、人权议题、环境议题等很多方面。[3]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所导致的全球性的广泛影响,都会产生非规范性的全球化。非规范性的全球化是人类社会演变发展的自然规律。而规范性的全球化则往往具有强制性,即由国家主权或者较高权力意志的国家间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所制定的跨国界的国际国际规则或国际准则的地方化。将政策制定者所认为的全球福利或政府福利投射到一国内的普通公民身上。这种情况下一国国内习惯、规范或公民意识与政策制定者在国际社会中的作为或承诺往往会出现巨大的张力和矛盾。


这种反全球化进程对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有什么影响呢?首先应当观察反全球化的表现。


反全球化的表现也有很多种方式。简单而言,可以归位两类。一类是以全球性视角反对全球性变化。另一类则是以国内视角反对全球规则的内化。后者的表现方式往往与一国政府的内部政策相结合,反映在其内部政治张力上。例如,美国大选中,保守共和党的支持者对于反全球化有者强烈的支持意愿,但是全球化与否并不是美国大选的直接核心议题。共和党之所以最终赢得白宫和两院多数席位,与民主党治理时期基层民主表达的失声有很大关系。自诩代表中产阶级和底层收入群体的民主党精英,表面上仍持有劳工组织的支持,但是却在与基层民主表达的互动上出现严重问题,导致这部分群体转而选择眼光短浅但却在当下更为务实的“America First”政策。而前者则是很多致力于反全球化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活动家的行动路径。例如,反全球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Naomi Klein就大肆批评跨国企业如何利用全球生产供应链接变相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力、侵犯他们的人权,而却又冠冕堂皇地宣扬时尚进步地生活方式或文化表达。[4]而事实上,讽刺的是这些议题也是推进全球化的精英学者和国际组织一直关注并致力于改善的议题。基于这些议题而产生的实务问题,和建立在这些议题上的国际规则是法律与国际事务交叉学科的直接表现舞台。


这些现象对法律与国际事务这个交叉领域提出的命题就是,如何减少或者控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以及理解全球规则是如何制定的,它们可能会对一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于的利弊大小,以及可能产生的利益或者风险。


那么,与此相应的教育和研究应该如何展开。目前我们开始集中在比较法和国际法的角度来展开教育和研究的。其实这样引申到了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英美法的教育。


英美法作为两大法系之一,他的概念、渊源等基本问题是法科生都非常了解的。我们现在对英美法的教育也主要从比较法的角度出发,或者强调法律移植。


与跨国企业不同,推进全球化且与此同时控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使全球化惠及绝大多数人口是国际社会精英学者和社会组织的重要目标。也是从教育和研究的角度而言,反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与国际事务交叉学科的发展的应然方向。


2. 反全球化背景下的“法系”


“法系”的实质是法的分类学,它根据各国法之间的分类与区别,将法分类成系。所谓“系”并不是单一的法律制度的指称。只有在全球化出现之后,比较法学家才可能站在更高的高度,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审视世界法律版图,探讨法律制度之间的共性与个性。[5]因此,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以及受二者影响而形成的法律制度作为两种概念和思维定式,更多的是作为比较法研究方法的基础和前提。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法系的概念在国际规则转化成国内立法,以及实务的角度,它的作用是不是首当其中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也使得法律逐渐出现全球范围内的更多交融和互动。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加速制定或修改与全球化相适应的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越多越多法律实务的全球性也使得法律本身必须作出更为灵活的反映。由于国际事务本身无法归类于法系性,法系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和内部结构已然不是在实务问题处理的基础和前提。


作为与大陆法并行的世界两大法系之一,英美法在国际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比如,国际经济贸易的实体规则,以及国际法院所运用的司法程序,多以英美法为准则。中国法学届对英美法在学习和教育有着长久的传统。虽然因历史原因,英美法学的教育曾经一度中断,但是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提高,学界和事务界对于掌握英美法,并逐渐在各类国际事务的处理中掌握主动权有着不懈的追求。


有人说,法律的全球化就是法律的美国化。[6]但是与反全球化浪潮同进退的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以及区域经贸规则角色的加强日益明显。如果说法律全球化的趋势动摇了法系赖以存在的基础,那么反全球化则更加体现出,国际事务对于法律规则的要求更加多元和灵活,人们对于法律与国际事务交叉学科的运用更加具有主体意识和选择意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属于一个事务的两端。在趋同的一端,事务将始终沿着不可逆转的方向趋同,在多元的一端,民族性和特色性将更加具有活力。这些现象提醒我们,全球化已然不是在英美法或某国法主导的框架进行。任何具有自我发展意识、自我选择意识的法律制度都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价值和影响,包括中国法。


3. 中国法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互动


中国法对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反应主要包括五种形态:主动积累型(accumulation), 积极参与型(participation/advocacy),被动保护型(ideological protectionism),主动展示型(hosting/exhibition),和外向传播型(dissemination)。


中国的法学思想和法制建设一直有法律移植的传统,无论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普通法系,都成为中国法治发展的重要资料来源。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赴欧美学习法律的学者和学生逐年增加,政府和高校大力鼓励和资助出国访学和交流活动,主动学习和积累外国的先进规定。这一类的活动可以称作主动积累型。


另外一种方式即积极参与型。国际法,尤其是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领域成为中国目前对全球化回应最为直接的学科。投资仲裁案例、投资协定谈判、外资立法等都成为热门的学习和研究对象。中国学界和实务届均积极参与国际争端与纠纷的解决,积极参与国际条约和国际规范的协商、谈判和制定。同时企业也纷纷积极了解海外法律制度,以克服在海外发展的水土不服。比如一带一路倡议。


然而,在其他部门法领域以及法理领域,法学的教育和研究仍多处于被动性和内向性回应。尤其是对于全球法学体系的研究和教育多止步于技术性条款,而对于法治思潮和法治文化理念的进入和影响却竭力避免,更不用说以强大或自信的状态主动性地与西方对话。这是一种针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回避行为,也是一种与反全球化有着相同出发点和逻辑的主动的自我保护行为。


有趣的是,近年来海外的青年群体对中国法和中国宪政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却越来越普遍和深入。中国敞开大门欢迎海外留学生学习中国法律,并且有越来越的学术成果向海外介绍中国法学研究和法治管理的进步。近期,法律与国际事务学会针对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四个国家三个年龄层的学者和学生进行了采访和调研,我们发现,随着中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制发展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引起学习和研究的热潮,不少外国青年学生开始对中国法学教育产生浓厚兴趣。[7]在各地优秀大学的法学院中,以学习法律为目的来华学习中文的留学生也逐渐增多。例如,据调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每年会迎来大约70名海外交换生通过双边协议前来留学,其中国法项目招收过的学生来自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罗马尼亚等国家。此外,对中国法律事务感兴趣的外国学生不仅仅局限于法科学生,还包括学习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学生。[8]


现阶段,中国社会对于全球化的态度整体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为积极。助力企业和社会组织走出去,积极扩大中国在海外的软实力影响力已经成为各个部门和学科的共识。然而这种外向传播型的互动对于国际社会而言是一种被动型的接纳。同样的被动型接纳,中国法学的发展历史上也曾经经历过。如今角色转换,中国是否可以从历史教训中获得灵感呢?[9]


中国法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提高,或者中国以更为专业和自信的状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其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律人的研究和教育,所以接下来我想要谈一下法律与国际事务交叉学科的教育和研究。


4. 反全球化背景下法律与国际事务交叉学科的教育和研究


法律与国际事务的交叉学科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公法,也包括私法。可以涉及的学科包括:比较法和比较法律文化,国际法院(庭)与国际仲裁,国际民事、商事、刑事司法合作,国际规范的本土化,国际组织与跨国机构,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全球经济与世界贸易与投资规则,国际关系和多边外交等。在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法律与国际事务交叉学科的法学教育直接关系国家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中的作为。然而,目前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学科研究和职业教育还有待提高。


据本文作者统计,全球范围内,关注法律与国际事务相关学科的研究型智库共有600所左右,他们主要分布于北美、中南美地区、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区,尤以美国最为发达。并且相当一部分智库是依托于大学而建立的研究中心,直接与教育相衔接。


在中国大陆的39所“985”工程类大学内,关于法律与国际事务学科教育的学院(系)共有65所,多集中在法学、国际关系学或语言学领域。许多学校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也各具特色,比如,厦门大学与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俄罗斯、法国等高等超过一百所院校有长期的交流项目,国际关系领域更多关注与台湾以及东亚问题等。然而,这样具有水平的大学还属于少数。大学和研究机构如何在法律和国际事务学科领域获得更好的发展,应当建立更加主动性地在研究和教育中加强法律与国际事务的交叉联系。

首先,在知识层面,法律与国际事务本身作为交叉学科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应当被广泛认可。学科内所涉及的各类基础知识和语言类课程应当被列为教学的重要内容,以鼓励学生用国际化的视角认识和观察当前的法律问题和国际事务,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国际资源和知识的掌握能力。


其次,在职业能力层面,法律与国际事务交叉学科培养的目标既是培养具有跨国视界和能力的国际律师,也是培养具有法律基础和法律思维的商业和政治精英。随着世界的相互关联性逐渐增强,国际机构及相关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提高。法律职业现在被卷入到外交、政策制定、行政管理、面向国际的倡导与实践等工作中将日益常见。政府治理也应当对这类人才的接纳表现出更为开放和积极的态度。


再次,在人才来源方面,提高中国年轻人在国际层面的参与和在全球化时代的法律能力的同时,也应当鼓励有全球视野的外国年轻人参与和服务于中国。


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法律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也并不意味着某一法系的普遍化。无论是中国法,还是英美法,其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都无需以其所依托或管辖的经济实力而体现。在后韦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时代,法学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培养法律和国际事务交叉学科的专业型人才,更是成为引导国际意识觉醒和促进国际合作以使国际秩序得以服务于大多数人的使者和建筑者。从改善国际治理的角度而言,体察时代背景,反映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才是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存在和发展的责任。

[1] J. Brecher,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Power of Solidarity, MA. South End Press. 2000:ix


[2] Brecher,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Power of Solidarity, 2000:5-9


[3] Elliott, K.A., Kar, D. & Richardson, J.D. (2002) "Assessing Globalization's Critics: "talkers are no good doers?"." Unpublished Draf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vailable at http://www.iie.com/publications/wp/2002/02-5.pdf.


[4] Naomi Klein, No Logo: Taking Aim at the Brand Bullies, Picador, 2002.


[5] 吴宁 张沛,法系·全球化·法律多元, 当代法学,2001(12),p1.


[6] 李昌道谈话,载《法治日报》2002年3月6日,转载自倪正茂《比较法学探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


[7] 见郝万媛、郭文青等采访笔录。


[8] 见郝万媛采访笔录。


[9] Larry Backer, China, Law and the Foreigner: Mutual Engagements on a Global Stage,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Foreigners and Modern Chinese Law”,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Beijing, China, July 9-10, 2016; Organized by Profgessors Xu Zhangrun and Chen Xinyu



© 2018 By Shaoming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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